张学良恢复自由后接受访问，记者询问其一生最为钦佩的人物。张学良听后，原本略显黯淡的眼神透出一丝光亮，向记者列举了三人姓名。
张学良最为钦佩的人物究竟是哪几位？他为何会对这些人物表现出极高的推崇与赞赏？
【“东北王”张作霖】
张学良提及的首个名字为张作霖，此乃其“东北王”身份的父亲。实际上，无论处于何种情境，张学良谈及父亲张作霖时，均会直言其优劣。
正是张学良所具备的独特观察角度，使世人能更全面、清晰地认识这位乱世中的杰出人物。
张作霖年少时家境贫寒，早年曾做过兽医，也曾在江湖闯荡。后来，他自行组建武装力量，维护地方治安，由此踏入军旅。在枪炮交织的战场上，他不断晋升，最终成为统领数十万东北军的奉系首领。
张作霖的出身与过往经历，使其身上存在一些难以掩饰的不良习性，脾气急躁便是其中之一。张学良曾有过相关回忆。
父亲发怒时无人敢招惹，他一生气便声称要严惩，我绝不敢有任何反驳。
对于当时占据东三省的日本势力，张作霖同样态度强硬，多次与日军产生冲突。
提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一事，张学良觉得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的急躁性格存在关联。
张作霖存在第二个缺点，即好赌。他自小就常进出赌场，对各类赌博方式都较为熟悉，尤其热衷于打麻将。
张学良多次在外人面前提及，其父张作霖擅长打麻将，具备记牌能力。
张作霖掌控东北期间，于张公馆内摆设麻将桌，平日里常在此处召集人员打麻将。
凡到张公馆造访者，张作霖皆不询问其姓名，径直邀其至麻将桌前共玩数局。
张作霖下注数额巨大，常以数千乃至上万大洋为赌，商人李律阁曾在其赌局中输掉50万大洋。事后，张作霖十分满意，将北京郊外一处面积广阔的院落赠予李律阁。
除上述缺点外，张作霖还笃信迷信。奉天城中有位颇有名气的算命者，人称“包瞎子”。
张作霖始终将此人奉为尊贵宾客，每当面临重大决策或存有疑虑时，都会请其进行卦象占卜，以判断吉凶。
包瞎子获张作霖重用，能随意进出帅府，且受聘担任张作霖私人顾问一职，每月薪金200大洋。
后续袁世凯意图称帝，张作霖为与其结好，特意将包瞎子引荐给他。包瞎子自北京返回后，向张作霖言道：“袁世凯必定失败！”
不论包瞎子测算是否灵验，至少在对袁世凯的预测上，他所说的极为精准。
张学良目睹了父亲暴躁、好赌、迷信等种种不足，但这并未影响他对父亲的敬重。
张作霖存在诸多遭人非议之处，但相较于其优点，这些劣迹仿佛显得微不足道。
张作霖首先具备出色带兵能力，个人军事素养也极为突出，是一名优秀将领。
在长期军旅岁月里，张作霖并非脱离部队、盛气凌人的将领，他依靠与士兵一同在战火中出生入死，逐步登上东北王之位。
早期征战阶段，张作霖常不顾安危亲自冲锋，始终处于战场前沿位置，此举成为东北军将士愿意追随其征战四方的重要因素。
多年征战使张作霖练就精湛枪技，面对百米外靶位，无需瞄准即可完成装弹、举枪、击发动作。
远处靶心随即被击中，整套动作连贯流畅，毫无阻碍。在东北军里，张作霖以精准枪法闻名，能百步之外射中目标。
张作霖不仅善待自身部属，对东北民众亦尽心竭诚。
张作霖出身贫寒，即便后来身居高位、财富巨丰，仍未忘却仍处贫困中的民众。张学良曾作此评价：
我敬重我的父亲，他始终挂念着贫困人群，对这类人怀有深切的同情。
实际情况确实如此，1924年东北三省发起善款募集活动，张作霖个人捐出15万元；1920年山东遭遇水灾，张作霖捐款数额达30万元。
1926年，北京红十字会面临困境，张作霖捐赠了数千石粮食。每当得知国内某地发生灾害，张作霖总会伸出援手。
曾有一次，张学良为筹备战事，拆除了几户民众的房屋。张作霖得知此事后，极为少见地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。此举足见张作霖对民众的关怀。
除上述之外，让张学良最为钦佩其父的，当属他极强的掌控能力。张学良曾感慨：
我父亲仅接受过半年私塾教育，未受过任何系统西式教育。但在其管辖东北期间，当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各领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。他具备与生俱来的治理才能，这正是我最为钦佩之处。
张作霖在奉系军阀里年纪属最小，资历也较浅，却能始终占据首领地位，且无人不服从、不忠诚，这充分体现其个人具备极强的统治能力。
待张学良接掌帅印后，方深切感受到此职之艰巨，对父亲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。
【张学良终生遗憾：未见毛主席】
张学良大半生处于国民党监视与软禁状态，这使他留下诸多遗憾，其中之一便是终生未能与毛主席相见，毕竟毛主席是他极为钦佩之人。
自20世纪30年代起，张学良便对毛主席怀有敬意。需特别指出的是，在西安事变发生前，张学良曾给予毛主席一次协助。
1936年春，数名中国青年计划赴苏联求学进修，却面临资金短缺困境。
一位牧师将此消息告知张学良，张学良随即拿出一笔资金交给东北将领李杜，委托其将相关人员送往苏联，并提供学费资助。
这几位少年中包含毛主席之子毛岸英与毛岸青，但张学良当时并不知晓此事。
1994年，有位研究东北历史的学者向身处夏威夷的张学良提及此事，张学良方知晓自己此前已与毛主席有过交集。
张学良对毛主席产生好感，源于他对毛主席的敬重，以及一位外国友人的牵线搭桥。
1930年，美国记者斯诺抵达东北，与张学良结识并建立深厚友谊。在张学良协助下，斯诺前往陕北，得以会见毛泽东。返回后，斯诺向张学良转述了相关情况。
毛泽东与中央社所宣传的形象截然不同，他是一位能够为中国带来希望的人物。建议你与他见上一面，他或许能告知你如何协助为父复仇。
斯诺言论激发张学良强烈意愿，欲与毛主席会面。抗日战争起始，经斯诺介绍，张学良前往陕北，意图与毛主席会晤。
遗憾的是，1936年4月9日张学良所乘飞机在洛川机场降落时，他收到一封自延安发出的电报。
此为毛主席、彭德怀等人共同署名的电报，内容表明周总理已代毛主席赴洛川，全权代表中共中央就联合抗日事宜进行商谈。
张学良此次行程虽未与毛主席会面，却结识了周总理这位挚友。
之后，双方曾打算在延安会面，但尚未付诸行动，张学良就已对蒋介石实施了兵谏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于临潼对蒋介石进行逼迫，要求其停止对共产党的镇压，共同抗日。
同一时刻，张学良于发起兵变后即刻将相关消息告知毛主席、周恩来等人。
西安事变消息传至，中共中央极为重视，即刻安排周恩来等人赴西安，协助张学良妥善处理此事，以推动实现国共合作抗日。
另一方，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去电报，初步传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相关事项。
处理问题期间，毛主席同张学良一直通过电报保持联络。
后在毛主席与周总理协助推动下，兵变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，联合抗日方案亦获蒋介石认可，张学良将军由此成为载入史册的爱国将领。
早在张学良实施兵谏举动前，毛主席已给他寄出一封信，此为毛主席给他的唯一一封亲笔信件。信里毛主席提到：
张将军为东北军统帅，于此次卫国战争中肩负重大使命。若将军能考量当前严峻外部形势，果断将作战方向转向日寇，并将我方意见转达国民政府，双方可互派代表协商停战抗日具体事项。
毛主席基于家国大局考量，期望张学良能充当国共两党间的协调者，推动实现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局面。
此时毛主席并不知晓，张学良已然失去与蒋介石直接交流的可能。
收到信件后，张学良本欲将中共意图转达蒋介石，然未及开口，蒋介石已在党内公开训令：“凡与共产党勾结者，一律处决！”
张学良只得克制住递交书信的急切情绪。
张学良一生未曾与毛主席会面，但无论处于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阶段，毛主席的事迹始终深深影响着张学良，令他从内心对这位伟人深感钦佩。
若未能与毛主席相见算作遗憾，那么和周总理结成深厚友谊或许可视为对张学良最大的补偿。
【至交周总理】
在张学良最为钦佩的人当中，周总理亦是其中之一。
1936年6月，周总理与张学良初次会面，但此前两人已有同学之谊。
周恩来总理曾在东北求学，师从中国知名教育家张伯苓。张学良因张伯苓助其戒除烟瘾，亦拜张伯苓为师。由此，周恩来总理与张学良之间存在师兄弟情谊。
6月洛川会面时，两人初次相见便觉投缘。张学良迅速为周总理的学识与言谈所信服。
更关键的是，周总理提出的联合抗日、通过革命拯救国家的理念，获得了张学良的高度认同，二人由此建立了深厚情谊。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周恩来总理作为共产党代表赴西安进行谈判，双方共同努力促使兵变事件得以和平化解。
在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事宜上，两人产生意见分歧。张学良内心有负疚感，为防止事态出现意外变化，打算亲自将蒋介石送至南京。
该提议引发东北军全体反对，周总理亦数次提醒其南京之行潜藏风险，然张学良仍登上飞往南京的航班。
事后，张学良确实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。他满含悲愤，对妻子言道：
我这生从未做过令自己后悔之事，此次却真切体会到了后悔之感。兄弟们曾劝阻我，共产党周副主席也隐晦提醒过送人存在的风险，遗憾的是我并未听从。
“倘若我当初多听从周先生一句劝告，怎会沦落到这般境地？”
张学良在受审与囚禁阶段，不仅对未听从周总理建议感到懊悔，还持续设法致信周总理，抒发对总理的想念与敬重。
被送上军事法庭之际，蒋介石持续施压，意图迫使其承认受共产党指示、为周恩来操控。
张学良坚决不愿背叛周总理，秉持原则表明：“一切事宜皆由我个人决定。”
面对忠诚与自由，张学良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友人的态度。
1976年，总理于北京逝世。张学良获悉此讯，悲痛不已，然其连一封悼念电文都难以发出，唯有隔着宽阔海峡，远远向总理送别。
张学良遭扣押以来，周总理始终未停止对其解救行动。
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周恩来发言谴责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行径，并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将其释放。
1946年重庆谈判时，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出：
今日我们得以在此进行谈判，有个人功不可没，此人便是推动停止内战、实现联合抗日的张学良将军，我们真诚期望他能早日重获自由。
同年在重庆文化界举办的茶话会上，有位来自东北的人士感叹：“那位被囚禁长达十余年的人，这些年想必过得艰难。”
这些话语触动了众人情绪，周总理神情严肃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哀伤的泪痕。
1956年11月11日，北京召开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，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：
张、杨两位将军在此事件中功绩卓著。张将军遭扣押期间，曾两次致信于我。他值得铭记与敬重。若其日后能重获自由，自是幸事，但无论如何，他已成就千古不朽之名。
1961年，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他人给张学良转交一封信。此信未标注收件人姓名，亦未署发信人姓名，仅包含十六字内容：珍视国家，善养身心，前景可期，终有重逢。
遗憾的是，周总理期望再次与张学良会面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。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。临终之际，他仍不忘叮嘱：“勿忘台湾尚有一位老友。”
我们彼此能够领会对方，他确实是个非凡之人。
次年4月，张学良前往美国探望亲属，在此期间，他再度提及周总理，表示：“我极为钦佩周恩来先生，他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外交家，我们二人交情深厚。”
同年5月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，派人员赴美探视张学良，我方人员将周恩来总理遗孀邓颖超所写的信件交予他。
张学良接过信件，把信纸凑近眼前，逐字逐句仔细阅读。他声音微颤道：“我与周恩来相识，我们交情不错，请代我向邓女士致意。”
此刻张学良已年过九十，历经多年风雨，仍对昔日挚友难以忘怀，此般纯粹真挚的情谊令人感慨。
【结语】
张学良将军遭囚禁长达54年，最终重获自由，此乃不幸中之大幸。
尤为难得的是，数十年无端蒙受的灾祸并未使张学良改变本真，他依旧恪守原则，珍视与朋友间的情谊。
面对蒋介石施压，他未违背本心诋毁、抹黑共产党，而是坦率直言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重。
这种气度与胆识，即便历经半个世纪，依旧毫无衰减，与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之时毫无二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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